109 众叛亲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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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只有先不去理会安大浪,小凤仙也就不见为好,最好撇清与此事的干系。
杨度见他在发愣,猜到他与安大浪之间一定达成了某种利益互换关系,却没想到小凤仙对蔡锷动了真情,帮他脱离京城。
民国5年元旦袁世凯登基改元,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“百官朝贺”。
开始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,刚好四十岁的杨度成为最高一级的“公”,且单享“文宪公”的称号。
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——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,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;日后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。
“子爵”还是“二等”。
再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,起初连爵位都没有,过了一阵子才被追授了个“三等男”。
杨度坚信自己会是“中华帝国”的首任宰相。
云南首义于民国4年12月25日打响,随即福建唐继尧,江西的李烈钧,贵州护军使刘显世,广西陆荣廷,广东的龙济光······
各省不管是自愿还是被形势所迫,都纷纷宣布独立。
这时候,袁世凯又想到了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军队,而段、冯两大将的态度却显得很暧昧。
段祺瑞在北京装病,而冯国璋不肯去北京,也称病南京,拒绝北上。
这时他身边已无大将替他主持征滇军事,而他自己呢?
既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,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,既要管外交,又要管内政,既要筹钱,又要管军事。
云南讨袁军突起后,袁只好把全副精神都用在对云南军事上,一方面命政界减薪,一方面以金钱和爵位鼓励前方将士。
有功者男爵加封子爵,少将升为中将,旅长升为师长,或者赏食双俸。
但往往开的只是空头支票,难以兑现。
各国使馆见形势不妙又退还改元的公文,因此袁的登基把戏一再延期,2月23日,袁有明示延缓登基之令:
“近据各文武官吏、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、个人名义,吁请早登大位,文电络绎,无日无之,在爱国者,亟为久安长治之计,而当局者,应负度势审时之责。
现值滇、黔倡乱,犹惊闾阎,湘西川南一带,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,耳不忍闻。
痛念吾民,难安寝馈!加以奸人造言,无奇不有,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,转资争利争政之借口;遽正大位,何以自安?予意已决,必须从缓办理。
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,当能相谅。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,均不许呈递。特此通令知之。此令。”
谁也没有想到局势会发展的这么快。杨度也一时不知所措。
安大浪本想将小凤仙交予袁克定处置,但是杨度出面后,就没有下文了。
袁克定也不来了,明显要与她疏远关系。现在见南方战事,正在焦作状态,局势不明,她也开始为自己想退路了。
留着小凤仙,说不定哪一天见到蔡锷,也好有用。她又把小凤仙从地牢里放出来,好生养着。
战事一起,战火边沿的穷苦人都纷纷向北逃来,京城外围一下子多了许多难民,铁拐李为此头痛不已。
本想着能天下太平,现在反倒好,战火又燃了起来。帮众兄弟们的心开始动摇了,纷纷指责当初不该听杨度的唆使。
袁克定的新军,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战斗力,只能作为预备队留守下了护卫京都。
蔡乃煌也在时刻关注的前方的战局,要是真的打过来,自己该怎么办,袁氏父子,是不会想到他的,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才是。
当云南起义后,江苏将军冯国璋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如果说北洋军系的实力人物是段和冯,则段祺瑞只是有名而无实,冯国璋则掌握实际的兵权,又不受袁控制,和段当时处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
广西独立后,冯国璋肯定地认为反袁的声势愈来愈大,国内国外的形势袁都居不利地位,因此主动地发出一则密电给和他有关系的各省北洋军阀,建议共同发出一个压迫袁取消帝制、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。
这一建议立刻得到江西将军李纯、浙江将军朱瑞、山东将军靳云鹏、湖南将军汤芗铭复电赞同。
冯觉得连他自己只有五位将军,声势不够壮大,乃用五人名义密电征求全国各省将军的同意,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,已不是他个人的行动,对袁也无所畏惧。
不料这封密电有人送给袁看了。
袁现在才发现他一手培植,并且赖此以打天下的北洋系,如今都叛离了他,变成了他的敌人。而且这个内部敌人比外来敌人还可怕。
心里叫着:看来一切都完了!
他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。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。第一次是李鸿章去世,这次大约轮到了他。
恰恰袁家祖先都在59岁以前死亡,如今他已58岁,恐怕也过不了59岁这道鬼门关!
自云南倡义后,他更不放心,遇事躬亲,不幸的是,他已没有当年得心应手的好运,如今全是不如意事。
今日接一个独立电,明天接一个劝退电,国贼之名不绝于口;他的老友、部下、学生,甚至亲戚,都指名呼姓地痛骂他。
虽然他表面镇静,可是内心的苦恼已臻极点,他明于责人,昧于责己,他以权诈取天下,当然要失败的。
他的御人术,第一是金钱收买,第二是宠以官爵,第三是武力镇压。
这三点有时而穷,穷途末路时,以为别人对不起他,其实他从来就不以诚待人。
在全国纷纷声讨中,3月24日袁撤销帝制令:
盖在主张帝制者,本图巩固国基,然爱国非其道,转足以害国;其反对帝制者,亦为发抒政见,然断不至矫枉过正,危及国家,务各激发天良,捐除意见,同心协力,共济时艰,使我神州华裔,免同室操戈之祸,化乖戾为祥和。
总之,万方有罪,在予一人!
从他被推选上帝位到撤销正好83天,这是中国有史一个最短命的王朝。
这份布告的发出,足以宣布杨度所主张的君主立宪论,胎死腹中。这对于他来说,犹如当头棒喝。
他的精神垮了,流下了这一生最痛心的眼泪。不久在4月12日,杨度即呈辞参政职,他的辞职呈文如下:
备位参政,一年于兹,虽勉竭其微忱,究无补于大局。世情翻覆,等于瀚海之波,此身分明,总似中天之月。
以俾士麦之霸才,治墨西哥之乱国,即令有心救世,终于无力回天。流言恐惧,窃自比于周公,归志浩然,颇同情于孟子。
所有辞职缘由,理合呈请大总统钧鉴!”
南方战事,还是咄咄逼人,6月5日袁世凯尿毒症发作,昏迷不省人事。
6月5日这天正是阴历端午节,由于袁被人称为癞蛤蟆,于此遂又得一证明,因为俗语有“癞蛤蟆难过端午节”。袁最终没有活过花甲之年,在6月6日清晨去世。
袁世凯的历史走到尾声了,他毫无问题是一个枭雄,是政治能手,而他的致命缺点是不肯以诚待人,不肯轻信于人。
他出身本是一无凭借,他的崛起,当然是由于他的才智,于是他由庙堂柱石一跃而为民国总统,由民国总统又变为洪宪皇帝,再由洪宪皇帝腼颜回任民国总统。
他任事躬亲,集中权力,他明知皇帝不可为而又愿为皇帝,是由于他不喜欢总统受制于国会以及责任内阁削减了总统权力,以为皇帝可以免去这些困惑。
自帝制取消后,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以谢天下之说大起。达官要人均大难来时各自奔,纷纷出京避难。
报载杨度畏罪先逃,这是小看了杨,他一直端坐在丰盛胡同私寓,在一片索债声中,过着苦难日子。
京津《泰晤士报》记者访问杨度,杨仍纵谈大势,一如平常。
记者形容杨态度安闲,词意坚决。
杨度自己说道:“政治运动虽失败,政治主张绝无变更。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‘君宪救国’之人,一字不能增,一字不能减。
十年以前,我在日本,孙、黄主张共和,我则著论反对。我认共和系病象,君主乃药石,人民讳疾忌医,实为国家之大不幸。
除君宪外,别无解纷救乱之方……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,他一变再变,我则始终守着本位。
但我们友谊未变。……国体问题,我应负全责,既不委过于他人,亦不逃罪于远方。……报载我已‘窜’,你看我窜了否,俟正式政府成立,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。
且退一步言,政见不同,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。”
他话随说的漂亮,但是他自己知道,不久将会被送上吊手架,面对死亡,他没有恐惧。
但是他心里最愧对的还是丐帮那群期盼太平的穷苦人,他真心的对不起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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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5年元旦袁世凯登基改元,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“百官朝贺”。
开始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,刚好四十岁的杨度成为最高一级的“公”,且单享“文宪公”的称号。
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——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,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;日后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。
“子爵”还是“二等”。
再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,起初连爵位都没有,过了一阵子才被追授了个“三等男”。
杨度坚信自己会是“中华帝国”的首任宰相。
云南首义于民国4年12月25日打响,随即福建唐继尧,江西的李烈钧,贵州护军使刘显世,广西陆荣廷,广东的龙济光······
各省不管是自愿还是被形势所迫,都纷纷宣布独立。
这时候,袁世凯又想到了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军队,而段、冯两大将的态度却显得很暧昧。
段祺瑞在北京装病,而冯国璋不肯去北京,也称病南京,拒绝北上。
这时他身边已无大将替他主持征滇军事,而他自己呢?
既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,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,既要管外交,又要管内政,既要筹钱,又要管军事。
云南讨袁军突起后,袁只好把全副精神都用在对云南军事上,一方面命政界减薪,一方面以金钱和爵位鼓励前方将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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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大浪本想将小凤仙交予袁克定处置,但是杨度出面后,就没有下文了。
袁克定也不来了,明显要与她疏远关系。现在见南方战事,正在焦作状态,局势不明,她也开始为自己想退路了。
留着小凤仙,说不定哪一天见到蔡锷,也好有用。她又把小凤仙从地牢里放出来,好生养着。
战事一起,战火边沿的穷苦人都纷纷向北逃来,京城外围一下子多了许多难民,铁拐李为此头痛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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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云南起义后,江苏将军冯国璋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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恰恰袁家祖先都在59岁以前死亡,如今他已58岁,恐怕也过不了59岁这道鬼门关!
自云南倡义后,他更不放心,遇事躬亲,不幸的是,他已没有当年得心应手的好运,如今全是不如意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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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他表面镇静,可是内心的苦恼已臻极点,他明于责人,昧于责己,他以权诈取天下,当然要失败的。
他的御人术,第一是金钱收买,第二是宠以官爵,第三是武力镇压。
这三点有时而穷,穷途末路时,以为别人对不起他,其实他从来就不以诚待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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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,万方有罪,在予一人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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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5日这天正是阴历端午节,由于袁被人称为癞蛤蟆,于此遂又得一证明,因为俗语有“癞蛤蟆难过端午节”。袁最终没有活过花甲之年,在6月6日清晨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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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出身本是一无凭借,他的崛起,当然是由于他的才智,于是他由庙堂柱石一跃而为民国总统,由民国总统又变为洪宪皇帝,再由洪宪皇帝腼颜回任民国总统。
他任事躬亲,集中权力,他明知皇帝不可为而又愿为皇帝,是由于他不喜欢总统受制于国会以及责任内阁削减了总统权力,以为皇帝可以免去这些困惑。
自帝制取消后,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以谢天下之说大起。达官要人均大难来时各自奔,纷纷出京避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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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形容杨态度安闲,词意坚决。
杨度自己说道:“政治运动虽失败,政治主张绝无变更。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‘君宪救国’之人,一字不能增,一字不能减。
十年以前,我在日本,孙、黄主张共和,我则著论反对。我认共和系病象,君主乃药石,人民讳疾忌医,实为国家之大不幸。
除君宪外,别无解纷救乱之方……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,他一变再变,我则始终守着本位。
但我们友谊未变。……国体问题,我应负全责,既不委过于他人,亦不逃罪于远方。……报载我已‘窜’,你看我窜了否,俟正式政府成立,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。
且退一步言,政见不同,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。”
他话随说的漂亮,但是他自己知道,不久将会被送上吊手架,面对死亡,他没有恐惧。
但是他心里最愧对的还是丐帮那群期盼太平的穷苦人,他真心的对不起他们。